"妨害国（边）境犯罪实证观察"系列文章之三----"在园区待满30天"，境外电诈窝点人员的诈骗罪认定与量刑差异

一条把"人头"变成"罪名"的规则

传统的诈骗罪认定，绕不开"数额"二字：骗了谁、骗了多少，必须查实。但跨境电诈案件的现实是，被告人在缅北或老挝的园区里用的是工作手机和公司账号，回国时什么都带不回来，园区的后台数据更是无从调取。如果坚持按数额定罪，绝大多数园区"组员"都无法追究。

司法解释给出的方案，是把"在窝点待了多久"本身作为严重情节。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（二）》第三条，以及此后关于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专门意见，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者犯罪团伙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，诈骗数额难以查证，但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者多次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"其他严重情节"，但有证据证实其出境从事正当活动的除外。

"其他严重情节"对应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换言之，一个在园区里一单都没骗成的年轻人，只要待满30天，起点刑就是三年。这条规则的分量，从这里就能看出来。

30天怎么算？从"进园区"开始，不是从"开始打字"开始

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在（2026）闽0481刑初140号马某甲案判决书后附录了跨境电诈专门意见的相关条文，其中对起算点规定得很细：原则上从实际加入境外犯罪窝点的时间起算；确切时间难以查证但能查明非法出境的，可以以出境时间起算，扣除合理路途时间；连出境时间都查不清的，结合最后出现在边境附近的行踪轨迹综合认定。

这套规则在实践中意味着，培训期、待岗期、被转卖期间，通常都会被算进去。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（2026）宁04刑终15号田某上诉案（一审案号（2025）宁0422刑初149号）就是一个例子。田某和同乡2020年3月偷渡到缅甸，先在10楼的"裸聊"小组干了约50天，业绩不行被调到11楼做"杀猪盘"。二审中，田某主张自己在诈骗窝点只待了一个月，辩护人主张"杀猪盘"只有40天。法院没有采纳，而是以其侦查阶段供述的"70余天"和同案人供述为准，并且明确指出：上诉人翻供却不能合理解释，应当采信侦查阶段的供述。

这个案例提示了两点。其一，窝点时间的认定高度依赖口供，第一次讯问时说出的天数，后来几乎不可能推翻。其二，被告人在窝点里从事的究竟是"裸聊敲诈"还是"杀猪盘"诈骗，在计算总天数时并没有被严格区分。笔者认为，前者在性质上更接近敲诈勒索，是否可以与诈骗窝点时间直接叠加，本身是一个值得辩护人提出的问题，只是在该案中未被作为争点。

没有被害人、没有作案工具，证据链靠什么搭

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（2026）赣02刑终4号查某上诉案（一审案号（2025）赣0203刑初277号），是本次样本中证据争议最大的一起。

查某始终否认去过诈骗园区。他的说法是：2022年3月和老乡一起到西双版纳，之后各走各路，自己在工地打了一个月零工，再通过网上找的"木工装修"工作偷渡到老挝，在工地上干了近两年。辩护人的意见也很有针对性：没有查获作案工具，没有找到被害人，同案人对园区的指认前后矛盾，现有证据最多证明他们在国内有轨迹重合。

法院最终维持了诈骗罪的认定。支撑这一结论的证据包括：同案人文某的供述和当庭指认；四人从昆明到西双版纳的高铁票号连号、同住酒店的记录；以及一个关键的"空白"——2022年3月26日至2024年5月30日，查某在国内没有任何轨迹记录，而他对这两年的去向说不出可以查证的雇主、地点和同事。

这实际上是一种"推定加反驳"的证明结构。控方证明行为人非法出境、去向与诈骗窝点相关；行为人如果主张自己从事的是正当活动，就需要给出可以核实的说法。查某说不出工地老板是谁、工地在哪里，他的辩解就被认为"与常情常理不符"。

更值得讨论的是"针对境内居民"这一要件。辩护人指出，意见（二）第三条要求行为人"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"，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诈骗对象是境内居民。二审法院的回应是：查某小学肄业、文某小学文化，二人文化水平不高，又是通过抖音平台实施诈骗，据此可以认定针对的是境内居民。笔者认为，这一推理的说服力是有限的——文化程度与诈骗对象的国籍之间并无必然联系。但从裁判结果看，这类辩护意见要想成立，恐怕需要辩方拿出更具体的反证，例如园区的业务类型明确面向境外，而不能仅仅指出控方证据的空白。

不打字、管食堂，也逃不掉

不少当事人有一个误解：我在园区只是做饭、做保洁、当保安，没有直接骗人，应该不算诈骗。
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（2025）闽09刑终207号案（一审案号（2025）闽0923刑初56号）给出了相反的答案。陈某甲在2019年至2020年间五次持护照前往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诈骗园区，与哥哥共同承包园区食堂，为诈骗公司员工提供餐饮、美元兑换人民币、公司资金回流以及采购电脑、手机等服务。法院认定他"为诈骗团伙提供生活物资保障帮助"，一年内在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30日以上，构成诈骗罪，在境外诈骗部分系从犯。

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审理的（2026）皖0302刑初29号潘某、钟某、黄某甲案也类似，二人在"盛世"公司的PC盘口后台负责上下分和出入款，黄某甲负责客服维护，三人都以诈骗罪定罪。可见在司法实践中，30日规则评价的是"参加诈骗团伙并在窝点停留"这一状态，而不是具体的话术行为。当然，从事的工作越边缘，越有条件争取从犯乃至更低的作用评价，但"没有直接骗人"本身并不是出罪理由。

同一个情节，七个月到两年六个月

下表整理了样本中诈骗数额未查实、依据"其他严重情节"定罪的部分被告人的诈骗罪刑期（不含数罪并罚后的执行刑期）：

这些被告人的法定刑起点都是三年，绝大多数被认定为从犯而减轻处罚，多数还叠加了坦白、认罪认罚。但最终刑期从七个月到两年六个月，跨度相当大。

窝点停留时间并不能解释这种差异。宁夏的田某、王某等人在窝点待了三四个月，诈骗罪判了七到十一个月；纳雍县人民法院（2026）黔0525刑初190号案的李某经越南偷渡进入园区，待了两个多月，诈骗罪判了两年。真正起作用的，更像是各地形成的量刑"锚点"：纳雍县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诈骗罪量刑建议几乎固定在二年、罚金一万元，而宁夏、湖北的一些法院则明显更低。

笔者无意评价哪一种尺度更合理，但对于辩护律师和当事人家属来说，这张表至少说明了两件事：第一，案件由哪里管辖，对结果的影响可能比案情细节更大；第二，在认罪认罚协商阶段，援引同类案件的公开裁判、争取更合理的量刑建议，是有实际意义的。

两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

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法院审理的（2026）湘3123刑初90号隆某案中，诈骗窝点的组长根据隆某的业绩给他记了17万元"工资"，但法院查明，隆某对这笔钱并无处置权，其中15万元被窝点直接扣走，实际到手只有2万元，最终只责令退缴2万元。对于有类似"记账收入"的当事人，区分账面数字和实际获利，直接关系到追缴金额。

另一个细节来自纳雍县人民法院的（2026）黔0525刑初175号魏某甲案。魏某甲2025年11月24日偷渡出境，经老挝进入柬埔寨后直接进入诈骗公司，2026年1月2日被送出园区，前后约39天，扣除路途时间后是否满30天，判决书没有涉及。检察机关仅以偷越国（边）境罪起诉，法院也只判了这一罪。判决书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追究诈骗罪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是主动联系家人报警、被送出园区的。笔者认为，这或许说明在具体案件中，起诉裁量仍然有空间——主动求助、及时脱离，是能够被检察机关看到的。

本文为瀛桂律师事务所"妨害国（边）境犯罪实证观察"系列文章之三。文中案例均来自公开裁判文书，当事人信息已作脱敏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