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位当事人，大学在读时把自己的一张银行卡以2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同学，说是帮同学完成一个网络平台的实名认证。他不知道这张卡后来被用来接收诈骗资金。几个月后，他收到了取保候审通知，被指控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
他问我：我真的不知道那张卡被用来做什么，这样也会被判刑吗？
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回答的问题。
帮信罪的扩张轨迹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，规定的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俗称“帮信罪”。该条款设立于2015年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，最初的适用范围相对有限。
2019年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后，帮信罪的适用开始加速。2021年专项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全面推开后，帮信罪的年度起诉人数出现了数量级的跃升。到2023年前后，它已是全国刑事案件中起诉人数排名前三的罪名之一，主要群体是大学生、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居民，涉案行为集中在出租或出售银行卡、电话卡，以及提供微信、支付宝账户。
我不是要替这个罪名的扩张叫好，但我也不认为帮信罪本身是一个错误的立法选择——为电信诈骗提供资金通道的人，理应为此承担责任。我想认真讨论的问题是：这个罪名的主观要件，在实践中被认定的方式，是否符合刑法应有的精确性？
主观“明知”：是如何被认定的？
帮信罪的主观要件是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”。这个“明知”，不是知道“可能有风险”，而是明知他人在实施犯罪——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证明要求，不能用推测代替。
2019年两高司法解释对“明知”的认定引入了推定机制，列举了七种客观情形，一旦符合，可以推定行为人“明知”。其中最常被援引的情形包括：收到有关部门书面告知后仍实施帮助行为；账户多次被投诉举报；短期内接收多个陌生账号汇款后迅速转出，等。
推定明知本身是可以接受的法律工具，刑事司法中用客观行为来推断主观状态，有正当的理论基础。但司法解释同时设置了一个关键安全阀：“有相反证据的除外”——也就是说，推定可以被反驳。如果行为人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确实不知情，推定就应当被推翻。
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在我接触到的一些帮信案件里，司法机关援引推定条款认定“明知”，但当辩护律师提出反驳证据时，对这些证据的审查和采纳标准极不明确。行为人说“我真的不知道是用来诈骗的”，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支撑、达到什么程度算“充分”，实践中没有统一标准。这使得部分案件的“明知”认定，从“需要证明”变成了“需要自证清白”，举证责任事实上被倒置了。
对这个问题，2025年7月“两高一部”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作出了回应，对主观明知的认定规则进行了调整和整合。这是一个积极信号，也说明立法和司法机关自身也意识到，原有标准在实践中已经出了问题。新意见是当前辩护律师处理帮信案件时必须认真研读的文件。
银行卡出租一次，就要坐牢吗？
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简单的“是”或“不是”，取决于几个要件的综合认定。
出租或出售银行卡，首先需要满足“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帮助”这个行为要件。如果那张卡被用于接收诈骗资金，帮助行为的认定通常没有障碍。
但还有“情节严重”的门槛。帮信罪对“情节严重”有量化标准：支付结算金额、为犯罪提供的帮助次数等。如果银行卡只出租了一次、涉及金额不大，“情节严重”这个要件存在实质的辩护空间。
更核心的是主观明知。出租银行卡的理由是什么？行为人是否有合理的误解？他获得了多少报酬——200元和2万元传递出的信号是截然不同的？中间人是否描述过真实用途，还是给出了听起来合理的说辞？这些细节，在实际案件的处理中会产生显著差异。
在我见过的帮信案件里，有一类当事人让我印象深刻：他们出租了银行卡，他们确实没有认真想过这意味着什么——因为200元的代价太低，低到他们根本无法意识到这件事会带来刑事后果。这里存在一个刑法上真实的张力：明知的要求，与“本来应该知道但完全没有认真想”之间，是有法律距离的。“应当知道”不等于“明知”。但在实践中，这个距离有时被省略了。
辩护的几个核心方向
处理帮信案件，辩护的重心几乎都集中在主观明知的否定上。这是这个罪名唯一具有实质辩护弹性的要件。
需要重点审查以下几个方面。
行为人在出租或提供账户时，是否收到过任何形式的警示或告知？没有告知，推定规则的适用基础就弱。行为人的行为模式，是否符合推定条款所描述的“异常”特征？如果只是一次交易、没有密集异常资金流动、没有多次被投诉举报，推定规则的条件并不满足。行为人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水平，是否支持其在当时真实地理解行为的法律含义？这一点对边远地区、低教育水平的当事人，在量刑甚至定罪层面都可能发挥作用。
此外，帮信罪与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之间的竞合，也需要认真评估。两个罪名在行为上有重叠，但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不同，正确的定性对当事人的实际处遇影响很大，不能随便接受指控书上的选择。
帮信罪的扩张，是这几年刑事司法里一个清晰可见的趋势。在我看来，这个趋势背后有正当的打击需求，但它也在收紧大量普通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边界——而很多普通人对这条边界的具体位置，根本不清楚。让人们知道边界在哪里，和让辩护律师在边界被模糊处理时认真守住它，都是当前刑事法律工作者不能回避的责任。
如您或您的家人正面临帮信罪指控，或希望评估相关刑事风险，欢迎与唐学智律师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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