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骗子拿着你朋友的脸出现在视频通话里，传统诈骗罪的四个环节——欺骗、错误认识、处分财产、遭受损失——并没有断裂，但每一个环节的证明难度都在上升。这篇文章谈三件事：深度伪造技术对诈骗罪构成要件认定的具体冲击；那个被“冒用了脸”的人能否也被认定为被害人；以及辩护律师在这类案件里真正能做什么。
2023年5月，福州某公司法人接到“好友”的视频通话，对方声称身陷紧急情况，请求周转资金，随即转账43万元。事后才发现，视频里那张脸是AI换脸伪造的，真正的朋友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面孔被人拿去骗了人。
这个案子成了那一年AI诈骗的标志性事件，但从刑事法律的角度来说，它并没有因此变得清晰。我见过的多数讨论集中在技术层面——深度伪造有多逼真、平台该怎么管、如何识别。从辩护律师的角度看，真正值得认真分析的，是深度伪造对现行诈骗罪构成要件认定造成的冲击，以及这些冲击如何具体影响辩护策略。
诈骗罪的逻辑链条，没有断，但每个节点都在颤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，其构成要件历来以“五步链条”表述：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→受骗者产生错误认识→受骗者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→行为人取得财产→被害人遭受损失。
AI换脸诈骗的特殊性，不在于这条链条被打断了，而在于每个节点的证明都变得更复杂。
欺骗行为这一环节，从来没有争议。用AI换脸冒充他人实施通话，是典型的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，这部分不需要深入讨论。
争议在“错误认识”这里。有一种声音认为，既然AI换脸技术已经广为人知，被害人在转账前理应做基本核实——比如再拨一个电话确认、询问只有真朋友才知道的细节——如果他没有核实，是否意味着他的“轻信”切断了诈骗的因果链？
我的判断是：不会。受害人的过失，在诈骗罪的司法实践中从来不构成阻断因果关系的理由。诈骗罪保护的是财产权益，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失之间，只要具有事实上的因果联系，被害人的疏忽或轻信均不影响定罪。这一点在AI换脸场景下没有理由改变。
问题反而集中在证明层面。检察机关在指控时，需要证明被害人的财产处分是“基于错误认识”作出的。当被害人事后陈述“我当时以为真的是他”，这是证据，但未必是充分的证明。辩护律师可以提出：被害人可能并非被AI视频欺骗，而是出于其他动机主动转账、事后虚报被骗——这是一种在部分案件中已经出现过的辩护角度，其证明效果取决于案件的具体细节。
另一个更现实的证明难点，在于电子数据的鉴定。深度伪造视频是否确实发生在案件所描述的那个通话里？被害人的设备上是否保留了相关记录？这些都需要专业鉴定，而当前的技术鉴定标准和程序，还在快速演进之中。
那个被“借走了脸”的人，是受害者吗？
福州那个案子里有一个被忽略的维度：那位被冒用了面孔和声音的朋友，他是受害者吗？
从诈骗罪的角度看，他不是被害人——他既没有被欺骗，也没有遭受财产损失。但他的肖像权、声音权受到了侵害，有人拿他的脸做了一件他完全不知情且明确违背其意愿的事。
现行刑法对这种“身份盗用”尚无直接对应的罪名。民法典对肖像权保护有明确规定，但民法救济与刑事追诉是两条路。如果行为人利用AI技术伪造他人面貌用于诈骗，理论上可能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——面部特征属于生物识别信息，属于该条款保护的范畴。但争议在于，“使用”他人信息与“非法获取、出售、提供”他人信息，在构成要件上并不完全重合，“使用”行为是否单独入罪，至今没有权威裁判明确。
这是当前法律框架的一个真实空白。被冒用了身份的人，在刑事程序里几乎没有正式的被害人地位，即便他的形象因此被利用于欺诈、即便他的朋友因此对他产生了误解甚至追问。AI诈骗案件数量还在增长，这一法律空白带来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具体。
辩护人能做什么？
AI换脸诈骗案件中，辩护律师最常遇到的委托，不是为直接实施诈骗的人辩护，而是为两类“周边人”辩护：技术提供者和视频制作者。
技术提供者，是指开发、运营AI换脸工具或平台的一方。他们的刑事风险来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框架——如果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”，仍提供技术支持，则可能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入罪。
这里的关键是“明知”。一个通用型AI换脸应用，可以用于视频娱乐，也可以被用于诈骗。技术提供者在发布产品时，是否“明知”某个特定用户将用它来行骗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。如果技术提供者的平台有公开的用途声明，有基本的使用审查机制，没有证据显示其针对具体诈骗行为提供了个性化配合，“明知”的认定就会面临相当高的证明门槛。2023年1月10日起施行的《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》，要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履行安全管理义务，违反该规定是行政法律责任，但单纯的行政违规不等于刑事“明知”，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法律位阶差异。
视频制作者，是指接受委托用AI技术为诈骗者制作换脸视频的人。他们的刑事风险更为直接——如果知道委托方的用途是诈骗，就很难在诈骗共犯体系之外。辩护的重心几乎必然落在主观明知的举证上：制作者被如何描述这个“需求”？有没有理由相信对方用途是合法的？委托报价是否异常偏高从而暗示了非法目的？这些细节在案件里至关重要。
AI换脸诈骗揭示的，不是传统诈骗罪的失效，而是证明标准在技术演进面前承受的新压力。框架没有失灵，但每一步都需要重新想清楚。
案件情况各有不同，如需评估具体案件的辩护空间，欢迎进一步沟通。
唐学智律师 | 广西瀛桂律师事务所 | 刑事辩护 · 刑事合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