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9月3日凌晨，一个叫甘某1的年轻人从灵川县大面圩浮桥上跳进了河里。他身后是纠集来的五六个人，起因是他和前任龚某1之间一部被抢走的苹果手机。那伙人把他从网吧拖出来，押上车，一路殴打，逼他交出另一部手机。甘某1看不到别的出路，跳了水。他不会游泳，或者水流太急——判决书没有细说，只留下一句法医鉴定，写着符合溺水死亡四个字。同案的秦某文后来跳下水想救他，没能救上来。三年后，这起案子在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法院宣判，秦某文被认定为从犯，坦白，判了六年六个月。
我把这个案子放在开头，是因为它把非法拘禁罪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摆在了眼前——这不是绑匪劫持人质的电影桥段，而是一群本该走法律程序或者干脆算了的人，选择了扣住一个人这条路，然后再也控制不住局面。
这篇文章是一个系列的第一篇。我和团队把手头能检索到的98份桂林地区非法拘禁罪一审、二审及再审刑事判决书，逐份转成文本、做了结构化编码——谁告的谁、为什么、拘禁多久、有没有伤人、判了多重、缓不缓刑。说在前面，这不是桂林地区非法拘禁案件的全貌，只是公开渠道能查到的样本，98这个数字本身就带着裁判文书上网政策变化的痕迹（后面会讲到）。我也不打算把98份判决书讲成“桂林非法拘禁犯罪状况”的定论，只想把这批案子里能看清楚的东西，如实地摆出来。
先说一个我自己在整理数据时踩过的坑。 用关键词识别“是否造成人身伤害”时，我原本筛出6份文书含有“死亡”字样，一度以为找到了6起因拘禁致死的案件。逐份核对之后发现，真正在拘禁过程中致被害人死亡的只有秦某文那一起。其余几份里，“死亡”两个字来自完全不相干的背景信息——有一份是加害人的妻子在此前的交通事故中身故（成了索赔纠纷的起因），有一份是同案人员案发前已经病故，还有一份纯粹是判决书末尾附印的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八条法条原文里提到“致人死亡”的量刑档次，跟本案案情毫无关系。这件事让我更谨慎，接下来这个系列里凡是我要拿来做判断依据的数字，都会说清楚是“关键词命中”还是“逐份核实过”。批量做类案检索的同行，这个坑值得留意——机器识别快，但快出来的结论未必站得住。
这批案子是怎么闹起来的。 按纠纷起因粗略归类（一个案子可能同时沾几类，所以加起来超过100%），债务纠纷或讨债类的最多，53件，超过样本的一半；感情婚姻纠纷类26件；带有抢劫色彩的17件；打架斗殴、寻衅报复类12件；家庭邻里纠纷7件；敲诈勒索关联4件；带绑架情节的2件；传销纠纷1件。这个分布不算意外——非法拘禁罪本来就常常长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裂缝里。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专门写了一句“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、拘禁他人的，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”，等于是立法者早就料到，讨债讨出人身控制是一种高发的犯罪路径。灵川县那起“活埋”威胁的案子（（2017）桂0323刑初66号）就是典型——交通事故赔偿款没结清，债权人一方把欠款人的妻子控制起来逼债，从粮所拖到家中，又拖到坟前，闹到民警都劝不住，最后石某雄一人还数罪并罚（非法拘禁加故意伤害），四名被告里只有一人拿到缓刑。
感情婚姻纠纷这一档也值得多说一句，但要先打个提前量。26件是关键词粗筛的结果——判决书里出现“妻子”“女友”这类字样就先归了类，和最初误判的“6起致死”一样，属于还没逐份核实过的初步数字。这个系列的第三篇，我把这26件逐份核对后发现，真正因感情、婚姻纠纷本身引发的案件只剩4起，其余大多是“被害人当时正和女友在一起”这类背景信息被机器误抓。这里先按粗筛的26件说一个大致印象——很多起点都类似，分手不甘心、怀疑对方出轨、想要个说法，最后变成堵门、控制、逼对方“表态”，精确的数字和案例留到第三篇再细说。
伤害后果，比想象中轻，但轻不等于没有代价。 经过逐份核实（不只是关键词命中）修正后的数据是这样的——98件里，41件判决书没有明确记载被害人受伤，37件是轻微伤，13件是轻伤，重伤和致死加起来只有2件——就是前面提到的秦某文案（致死）和兴安县杨某案（重伤）。杨某那一起也值得一说——一群村民认定被害人盗砍了集体山场的树木，把人从家里带走，准备“扭送”给森林公安，途中被害人摔伤致九级残疾。这是典型的“私力执法”型非法拘禁——认定别人有错，就自己动手把人控制起来，而不是报警。多数案件没有造成严重伤害，这符合非法拘禁罪本身的立法逻辑（基本刑是三年以下），但两起真实存在的重伤、致死案提醒人一件事——扣住一个人不撒手，局面能失控到什么地步，动手的人在当下往往判断不了。
从宽情节出现的频率，我会在系列的第三篇专门拆开讲，这里先给个轮廓。 如实供述出现在81件里，退赔或赔偿54件，取得被害人谅解42件，自首37件，认罪认罚17件——这几乎是这类案件辩护工作的主战场，多数被告人不否认做过什么，争的是量刑幅度。判决书里明确标注主犯的37处，标注从犯的33处，24件（约四分之一）最终宣告了缓刑。缓刑的条件是什么、哪些情节组合能换来缓刑，我会放在系列后面单独用一篇讲透，这里只想说一句——不是“认罪态度好”四个字就能换来缓刑，法院看的是伤害后果、退赔谅解、拘禁时长、主从犯地位这一整套组合。
审级和法院分布也有话可说。 94件是一审判决，2件二审，1件再审，说明这类案件在桂林基层法院基本“一审即终局”，愿意上诉的当事人不多。法院分布上，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15件、叠彩区14件、灵川县14件、兴安县14件、临桂区11件，排在前面，恭城瑶族自治县7件——这个分布和各区县的人口、经济活跃度大体吻合，不算意外。
时间分布上有一个明显的断崖，我想说清楚不要误读。 按案发或审结年份，2017年29件、2018年29件、2019年21件、2020年15件，到2021年骤降至2件，2022年之后只有零星1件。看到这个曲线，第一反应可能是“桂林非法拘禁案件在2021年后大幅减少”，但我不打算这么下结论。全国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比例本身在2021年之后出现了大幅下滑——公开数量从2020年的233.7万份降到2021年的167.2万份，2022年降到92.2万份，2023年只有57万份，公开率从81.3%降到12.5%左右（最高法方面的说法是“公开”和“公布”不是一回事，属于“有针对性的规范和优化”）。换句话说，2021年之后的样本骤减，更可能是“能查到的判决书变少了”，而不是“发生的案件变少了”。这一点在做任何类案大数据分析时都要留一个心眼，数据库里查不到，不等于现实里没发生。
写这篇开篇，我想先把这批数据的骨架和它的局限都摆清楚，再往下拆。下一篇我会专门进桂林这53起讨债引发的非法拘禁案，看看合法讨债和非法拘禁之间那条线，实践中到底是怎么划的——多少案子是“追债追过了头”，多少案子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法律程序。
一部手机、一笔赔偿款、一句“想要个说法”，是这批案子共同的起点；牢里的几年，是它们共同的终点。中间那段本可以走别的路，值得认真拆开来看。
唐学智律师 | 广西瀛桂律师事务所 | 刑事辩护 · 刑事合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