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人民法院7月16日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显示，拐卖妇女、儿童罪一审收案135件，同比下降39.46%。与这个降幅一起公布的，还有另一句话——对拐卖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及具有强抢儿童、奸淫被拐卖妇女等严重情节的犯罪分子，坚决依法予以重判。通报里还提到一个细节，拐卖妇女、儿童犯罪案件的重刑率，比刑事案件总体重刑率高出34.55个百分点。
这两组数字放在一起读，容易被读出一种反差感。案件在减少，态度却没有变软，这看起来不太对称。但我做了十几年刑事辩护，越看这类数据，越觉得这个反差本身就是答案——它说明从严不是一次运动式的应激表态，是这类犯罪本身的属性决定的常态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四十条对拐卖妇女、儿童罪的基准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，这个起点本身就不低。真正拉开差距的，是条文里明确列出的升格情形——集团首要分子、拐卖三人以上、奸淫被拐卖的妇女、强迫或诱骗被拐卖的妇女卖淫、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麻醉方法绑架、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、造成被害人或其亲属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、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。触发其中任何一种，量刑起点跳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可以判处死刑。这套量刑架构不是今年新写的，它早就在那里。这次公布的数据，不是一次临时从严的表态，是把这条一直存在的底线，摆到台面上说清楚。这也是“宽严相济”刑事政策的本意——该宽则宽，该严则严，不是不分情节地普遍趋严，也不是不分情节地普遍趋宽。
但只看卖方这一端，这个故事讲得不完整。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，基准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比拐卖罪的基准刑低了不止一个量级。2015年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修改过这一条，把原本可能“不追究刑事责任”的表述删掉，改为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、不阻碍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，对被买妇女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这次修改的方向是对的，它意味着收买行为从此不再有被完全豁免的空间。但从轻处罚的前提仍然是“从轻”，起点依然是那个远低于拐卖罪的基准刑。
这几年“买卖同罪”的呼声一直存在。很多人认为，没有买方就没有市场，收买方应当承担与拐卖方相当的刑责。也有不同意见认为，收买人的主观恶性与拐卖集团的组织化犯罪本质不同，一刀切提高量刑起点，可能让部分收买人因担心刑责加重而阻挠解救，反而不利于被拐妇女儿童的安置。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定论的争议。我的判断是，量刑起点的差距应当收窄，但收窄的方式不该是简单的数字对齐，而应当把“是否阻碍解救”“是否虐待”这些情节做得更精细，现在的条文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，只是走得还不够。
我做刑事辩护，本职是替被告人争取从宽。但在拐卖犯罪面前，我很清楚辩护的重心在哪里，也很清楚它不在哪里。它不在于说服法庭对首要分子、对奸淫被拐卖妇女的被告人从轻发落，这类案件的辩护空间本就极窄，也不应该窄。它在于两件更具体的事——一是准确区分首要分子、积极参加者与被裹挟的边缘角色，不能用一个案件里最恶劣的情节笼罩所有被告人的量刑；二是守住证据链条和强制措施的程序底线，这类案件社会关注度高、办案压力大，恰恰是最容易出现程序瑕疵的地方。辩护人的职责，是让重判建立在扎实的事实和程序基础上，而不是让重判变成不需要审查的理所当然。这不是从宽制度的例外，恰恰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本身的要求，该重的重，该轻的轻，量刑精度本身就是辩护应当守住的底线。
135件，39.46%，这些数字背后是具体的家庭。我接触过的当事人家属里，有人在孩子走失后的头几年天天去派出所问，后来跑遍各地救助站，年纪大了跑不动了，就守着一部手机，等DNA数据库有没有比中的消息。案件数量下降是一个真实的趋势，但它改变不了那些已经等了十几年、二十年的家庭仍在等待的事实。对他们来说，一个案件的了结从来不是统计意义上的“结案”，是找回一段被偷走的人生。
如您需要了解拐卖犯罪案件中首要分子认定、共同犯罪量刑区分或收买方刑事责任的具体问题，欢迎进一步交流。
唐学智律师 | 广西瀛桂律师事务所 | 刑事辩护 · 刑事合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