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6年6月25日公开宣判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赵长山贪污、受贿一案。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一百万元；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罚金三百万元；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，并处罚金四百万元。这个刑期落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并罚区间以内——两罪总和刑期二十三年，不满三十五年，依法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，最低不能低于数罪中最高的十三年，十九年是这个区间里的常规结果，没有反常之处。
反常的地方在别处。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，侵吞、窃取、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。前者对内，指向的是自己经手的单位财产；后者对外，指向的是自己手里能变现的审批权和资源分配权。一个人同时把这两条路都走通了，说明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对内的资金处置和对外的业务决策这两个环节，都拥有事实上不受制约的话语权。
赵长山的身份是理解这一点的钥匙。中关村发展集团是北京市管国有企业，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，主责区域科技成果转化、股权投资与园区运营。赵长山任职期间身份是正局级，党委书记与董事长一肩挑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九十三条，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——这正是他的行为能够同时落入贪污罪与受贿罪评价范围的身份基础。这个身份基础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治理事实：在很多市属、省属国企里，“一把手”不只是企业经营者，同时是党内最高决策者。两个身份合一之后，本应相互牵制的两条权力线，被拧成了一股。
北京市纪委监委此前对赵长山的立案审查通报中提到，他“对党不忠诚不老实，对抗组织审查；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和宴请；搞钱色交易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巨额财物”。这段通报值得多看一眼的地方在于“对抗组织审查”这五个字。它意味着案发之后，赵长山本人未必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退——一个在系统里浸淫多年的“一把手”，通常对自己手里权力的边界心知肚明，也正因为知道边界在哪里，才知道怎么试探。这不是一夜之间的堕落，是长期没有人叫停之后，一步步试出来的结果。
我处理过的几起同类国企职务犯罪案件里，有一个共同特征——出事的岗位往往不是权力最大的岗位，而是权力最不受约束的岗位。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早在2010年就由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的意见》确立，要求重大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大项目安排、大额资金运作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，不得由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。这份文件在绝大多数国企的制度汇编里都能查到，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份文件，在于文件规定的“集体决策”，在具体操作里能不能被“一把手”实质操纵——谁来设置议题，谁来准备材料，谁先发言，谁最后拍板，这些环节远比“是否举手表决”更容易被把持。当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是同一个人，同级监督的第一道防线，往往在会议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松动了。
对国企治理层和纪检合规人员来说，这个案子提示的不是“要反腐”这种正确但没有信息量的话，是几个具体的机制缺口。第一是同级监督问题——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的两职合一在很多地方国企是常态，如果没有配套的分权设计，比如财务总监、总法律顾问的双线报告机制，或者纪检负责人的实质独立预算权，同级监督就是一句空话。第二是外部董事的实效问题——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在国企治理结构里普遍存在，但很多只是在董事会现场表决，没有实质参与前期论证，这种“程序性在场”起不到制衡作用。第三是审计穿透的深度问题——常规审计查的是账目是否合规，真正能发现“一把手”风险的审计，要看权力运行的轨迹，谁提议、谁审批、谁执行、利益最终流向谁，这类审计需要纪检监察派驻力量和审计部门联动，单靠财务审计查不出来。
这三个环节都不新鲜，几乎每家国企的合规文件里都写着。但写在文件里和真正运转起来是两回事。一套合规体系的实际效力，不在于制度设计得多完备，在于当“一把手”本人试图绕过制度时，还有没有人能拦得住、敢拦。这句话说起来容易，落到一个具体的国企治理场景里，往往就是某个财务负责人、某个董事会秘书，要不要在一份材料上签字的具体选择。
赵长山这个案子最终会怎样收场，取决于是否上诉、二审如何认定。但对同样坐在“一把手”位置上的国企管理者来说，这个案子提醒的不是别人的失败，是一个很朴素的问题——如果今天没有人能对你说“不”，那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值得信任，是因为监督的那道门，某个环节已经开了缝。
如贵单位正在评估“一把手”权力运行机制的合规漏洞，或需要就国企治理结构的刑事风险开展专项排查，欢迎联系唐学智律师进一步探讨。
唐学智律师 | 广西瀛桂律师事务所 | 刑事辩护 · 刑事合规